西安明城墻永寧門。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張博文攝
崔凱（左四）與師生在補繪北宋《長安圖》碑前進行研討。受訪者供圖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晨 孫正好 蔡馨逸 張博文
“遙想千余年前，時在貞觀某冬日，大雪初霽……諸公圍爐執(zhí)杯對飲，其情甚歡，望窗外冬景，煞是可觀，一時忘乎所以，故有抽字賦詩之舉，以詠情境。”這段崔凱筆下還原的風雅之事，主角是初唐時期的朝中名流令狐德棻等人，地點則是在當時長安城朱雀門街東第三街、從北第七坊的親仁坊內(nèi)。如今，這里是崔凱工作的地方——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所在地，親仁坊也是崔凱尋“坊”長安的起點。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白居易在《登觀音臺望城》一詩中，如此描繪唐長安城之布局嚴整與規(guī)制宏大。千年之后，考古學家繪制的標注有108坊的唐長安城平面圖，頻頻出現(xiàn)在西安的各大熱門旅游景點，成為今人穿越時空、與古人對話的重要依據(jù)。
坊，唐長安城人們居住生活的主體。“唐時，王公貴族、黎民百姓、販夫走卒，就在各個坊中經(jīng)歷著各自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長安真正的精彩也往往就在其中。”崔凱說。然而，盡管前人多有研究，但唐長安城的每一座坊，具體在今天西安城的什么位置、發(fā)生過什么歷史故事，“除了一些經(jīng)過發(fā)掘確認并被保護的點位，多數(shù)都只能說個大概，難以被精確描述”。
由此，這位自稱“少喜究古，于路途見殘磚斷瓦輒好執(zhí)而辨析之，發(fā)過往之遐思”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學“85后”青年教師，萌生了繪制精確細致的唐長安城古今對照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尋訪和考證的念頭。
2010年至今，他帶領團隊讀唐書、閱城志，實地踏勘一府一園、一宅一寺，十余年間，考坊百余，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現(xiàn)代遙感技術與考古報告、文獻資料相結(jié)合，完成了唐長安108坊之坊名釋義、坊中詩、古今址對照、坊中風物軼事等的考證，繪制出了精確細致的唐長安城古今對照圖。
復原圖繪制反復修改1000多次，閱讀文獻資料超過6500萬字……14年來，崔凱和團隊成員醉心于這項被一些人視作“無用”的“苦差事”，并以此為樂。
“從古至今，中國人做學問都講求經(jīng)世致用。”他說，唐長安城是中國城市發(fā)展史的一座里程碑，承載了中華民族的盛世記憶，“如今又逢盛世，我們想為這座世界文化名城留下更精確、更完整的歷史存念”。
尋“坊”十四載
“元衡宅在靖安里，十年六月三日，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訶之，賊射之中肩。”一提到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區(qū)的靖安坊，崔凱便脫口背出《舊唐書·武元衡傳》，語速飛快，一字不差。
令崔凱感興趣的，不單單是武元衡這位唐朝詩人、鐵血宰相被暗殺事件之生動情節(jié)，更是古代史官在行文之中點明的武元衡宅之具體位置。“按上下文的敘述邏輯，武元衡宅應在靖安坊東門之南。”
結(jié)合考古報告和實地勘測，崔凱團隊考證出唐長安城靖安坊東門，在今西安市雁塔區(qū)雅荷翠華小區(qū)1號樓，西門在雁塔區(qū)長安中路西旅國際中心停車場，而武元衡宅就位于雅荷翠華小區(qū)2號樓之東側(cè)空間。他對這一坊名的注釋，則綜合《廣雅》等古籍文獻：“《廣雅》云：靖，安也；《爾雅》云：安，定也；故靖安之義，安定也。”
自隋朝開皇年間大興城興建始，隋唐長安城經(jīng)逐步營建后，面積超過84平方公里。整座城沿中軸線朱雀大街東西對稱，11條南北大街與14條東西大街將全城切分為108坊（加東市、西市共計110座），頂峰時居住人口超過百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國際性大都市。
“唐長安城宮闕樓觀鱗次櫛比，無數(shù)名流雅士曾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宮殿之外，占據(jù)城市主體的108座里坊，則是更為生動和有趣之所在，很多歷史事件在這里策源，無數(shù)市井歡歌又在坊中上演。”崔凱說，這么偉大的一座城市，有必要把它的前世與今生對應起來，這也是西安厚重的文脈所在。
崔凱最早考證完成的親仁坊，其東門址位于今天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校史館北側(cè)，結(jié)合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他考證出親仁坊東西南北四門的精確位置，并依據(jù)《舊唐書》《大唐回元觀鐘樓銘》石碑碑文等史料，梳理出唐肅宗遷司天臺、改回元觀等諸多與親仁坊密切相關的歷史事件。
然而，考一坊容易，尋百余坊的難度，遠超崔凱的想象。
首要難點在于坊跡難尋。“唐長安城毀于唐末戰(zhàn)火。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進行了大量搶救性工作，獲取了很多豐富且直觀的信息。但遺憾的是，受客觀條件制約，迄今為止并沒有完整地將一座坊的遺址以考古發(fā)掘的形式予以揭示。”崔凱說，“而隨著大規(guī)模城市建設的推進，要想再通過考古發(fā)掘辨認出長安各坊的完整細節(jié)，已經(jīng)很難。”
可喜的是，長安作為歷代文人墨客的理想高地，大到城市風貌，小到街巷民居，歷代都有人在追述、記錄，如唐韋述撰《兩京新記》、北宋宋敏求撰《長安志》、南宋程大昌撰《雍錄》及清人徐松撰《唐兩京城坊考》等專書。求諸文獻、皓首窮經(jīng)成了一條可行路徑。
“我們面對的是海量的古籍，史料的挖掘與解析非常艱巨。”崔凱說，從官修正史、唐人筆記到類書、詩文、地方志、唐傳奇，要在各類文獻中提取分析跟唐長安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有價值信息，整個研究過程猶如沙里淘金。14年來，團隊查閱過的古代文獻就超過6500萬字。
2020年1月，為了找到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所著《長安史跡研究》的原始版本，崔凱遠赴日本，帶著翻譯器，在東京神保町跑了數(shù)百家舊書店。為了信息更準確，文獻只能在原典中一點點積累；為了確保細節(jié)的精確，很多數(shù)據(jù)需要一個個求證，“想要誤差最小，除了多跑多看，別無他法”。
“我們把西安城的角角落落都跑遍了。”研究團隊成員、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副教授嚴少飛說，今西安城與唐長安城基本疊合，而唐長安城選址在漢長安城之南，有東西走向的六條土崗橫貫，地勢從北到南漸次升高，“很多時候我們只能騎單車，因為能隨停隨走。常常不是爬坡、就是下坎，在城市的犄角旮旯里踏勘，夏天常常熱得滿頭大汗”。
晚唐詩人杜牧居于安仁坊；延康坊北門之西有閻立本宅；常安坊東北隅有章懷太子廟；如今西安的熱門商圈小寨天橋一帶，唐時為蘭陵坊，詩人楊巨源形容此地“三畝嫩蔬臨綺陌，四行高樹擁朱門”……由一座坊到一座城，崔凱和團隊成員克服重重難關，經(jīng)過日復一日的考證，不僅讓唐長安城108坊有了更精確的歸屬，也讓這些沉積于歷史的里坊有了更清晰的面容。
“復原圖繪制過程中，為求整體及細節(jié)之位置精確，我們反復勘定、對比修改1000余次。”從事城市文化遺產(chǎn)保護研究的團隊成員、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王新文說，因為復原圖尺寸大，很多修改都是他們趴在地上完成的。圖上，坊的面積、道路寬窄、大明宮西宮墻走向的傾斜角度，這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jié)，都被團隊點點滴滴地呈現(xiàn)出來。
在崔凱的辦公室里，唐長安城古今疊合圖、與今西安市區(qū)道路疊合圖、郭城內(nèi)遺跡圖等三張尺寸碩大的圖紙，將唐長安城的遺址、里坊與今天西安的地圖精準疊合。這傾注了團隊成員十多年心血的成果，早已被崔凱刻進心里，“行走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我腦海里就會浮現(xiàn)出它歷史上的樣貌”。
注解“唐詩之城”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唐宋八大家”之一韓愈寫下的這首《示兒》，既道出了當時在國都長安買房之不易，又將入住后的喜悅表露無遺。“韓愈宅位于當時長安城靖安坊內(nèi)。”崔凱說，和現(xiàn)在人們買房之后，總要忍不住曬曬朋友圈一樣，這首詩記錄了一代文豪在長安買房的真實心境，很容易引發(fā)當代人的共鳴。
“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大唐長安山河壯麗、氣象萬千，從灞橋煙柳到終南秋色，從曲江流飲到雁塔題名，這座承載著當時人們光榮與夢想的城市，也是無數(shù)絕美唐詩的誕生地。
“言唐詩必言長安。如果長安是個大舞臺，那么每座坊就是一個小劇場，這里既有歡歌，又有嗟嘆，是很多唐詩的孕育場所。找到坊中詩，就能讓長安108坊更具氣韻，更有故事感。”崔凱說。
但在浩如煙海的唐詩中尋找坊中詩談何容易。“我們用最原始的辦法，把《全唐詩》分門別類，一首一首梳理、分析。”研究團隊成員、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文化藝術教育中心講師孟欣介紹，“那些沒有明確定位的詩歌，我們就考證詩人的居住地點或社交范圍，再結(jié)合詩中的具體元素加以考證、核實，讓它定位更準確。凡是把握不準的，我們都不會將其列入坊中詩。”
截至目前，研究團隊已梳理出坊中詩696首。在他們看來，若要通過詩歌認識長安108坊，白居易是絕佳的“導游”人選。“閑出、飲酒、賞雪、看花，白居易很喜歡寫詩抒情言志，很多詩歌還‘自帶定位’。”崔凱說，經(jīng)他們整理發(fā)現(xiàn)，白居易寫于新昌坊的詩就有15首，其中不少詩的標題或正文中都有明確的“新昌”二字。
在修行坊，白居易寫下《送張山人歸嵩陽》一詩，其時“黃昏慘慘天微雪，修行坊西鼓聲絕”；在昭國坊，他在閑居時直言“何以養(yǎng)吾真，官閑居處僻”；在永崇坊，他感嘆“永崇里巷靜，華陽觀院幽。軒車不到處，滿地槐花秋”……“不同于韓愈，白居易到老都一直是長安的‘租客’，不同時期住在不同的坊中，因此留下的坊中詩也格外多。”崔凱說。
而從坊中詩寫作的“熱度地圖”來看，如今西安的旅游勝地大雁塔、青龍寺等，在唐代就是詩人們出行“打卡”的熱門郊游目的地。“今天的大慈恩寺（慈恩寺塔即大雁塔）及大雁塔南廣場，位于唐代晉昌坊東部。唐代《兩京新記》稱大慈恩寺‘南院臨黃渠，竹木森邃，為京城之最’，這里自然也成了詩人們吟詩留名的熱門地點。”孟欣說。
翻開晉昌坊的坊中詩，寫作者從邊塞詩人岑參、高適到著名的杜甫、白居易，再到元稹、賈島、李商隱等，彼時的晉昌坊中可謂“群星閃耀”，多數(shù)詩篇與慈恩寺有關。作為登高望遠之地，很多詩人于此登臨以觀山河，岑參形容此地“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高適則在此看到“千里何蒼蒼，五陵郁相望”。
“除了慈恩寺，青龍寺與樂游原也是當時長安城的熱門景點。”崔凱說，新昌坊南門之東為青龍寺，升平坊東北隅古有漢樂游廟遺跡，兩者都在今西安東南區(qū)域的樂游原上。這里地勢高、景色佳，南有曲江池、西有大雁塔，為長安一大形勝之地。唐代著名詩人幾乎都曾在此吟詩作對，如李白之名句“樂游原上清秋節(jié)，咸陽古道音塵絕”，李商隱的“向晚意不適，驅(qū)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等。
詩在，長安就在。“長安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唐詩之城’。但可惜的是，目前很多長安城中的唐詩誕生地，仍處于‘游者不知其方’的狀態(tài)。希望有一天，我們考釋的這些坊中詩，能和坊中風物、名人軼事一起，成為西安街頭的一種標識，矗立于里坊的古址附近，以深厚的文化積淀彰顯大唐都城的盛世風貌。”他說。
板凳要坐十年冷
“自唐代韋述開始，有志于考證、復原這座城市的人們，都帶著一種志古、求古的淳樸情感。”崔凱坦言，自己對于長安城坊的考證之路，也源自單純的好奇心，“最初我之所以研究親仁坊，就是因為在學校草坪里撿到了一塊唐代瓦片，只想弄清楚這片區(qū)域在唐代到底是什么樣的，于是便開始查史料、寫論文……”
在崔凱所著、即將出版的25萬字《唐長安城坊古今注》一書序言中，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考古學家安家瑤這樣寫道：“從坊名解釋、古今地址對考、附考、坊中詩四個角度來對唐長安城郭城的各個里坊進行注解，這對于一名非考古專業(yè)的學者來說，如非出于赤誠的熱愛、擁有堅毅的耐力，可以說是難以完成的一項艱巨任務。”
既非教學任務，也非課題項目，更沒有經(jīng)費支持，崔凱的研究被一些人調(diào)侃為“沒啥用”，而擺在他面前的，又常常是浩如煙海的文獻，僅追溯坊名，就要閱讀《國語》《尚書》《爾雅》《史記》等大量經(jīng)典著作。只能利用業(yè)余時間埋頭苦干的崔凱，也曾心生絕望之感：“考釋工作只能靠日積月累，那種心情就像看著水一滴一滴往下滴，卻不知道啥時候能接滿一桶，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個頭。”
板凳要坐十年冷。2010年至2016年，崔凱跟隨導師、著名城市規(guī)劃專家王樹聲完成了《中國城市人居環(huán)境歷史圖典》的編著工作。“王老師帶領大家翻閱了3000余部文字資料，收集古代文獻1000多萬字，并對1400余座古代城市所存上萬幅地圖進行了搜集整理，歷時12年完成編纂工作。”崔凱說，“老師能完成18卷的《中國城市人居環(huán)境歷史圖典》，一座城又有何難？我愈發(fā)認識到做學問不能急于求成，要經(jīng)得住打擊、耐得住寂寞。”
正是在導師“莫負今生黃金歲，俯首續(xù)學朝夕時”的言傳身教中，崔凱帶領團隊成員以“絕知此事要躬行”的研究態(tài)度，勤于思考、反復踏勘，持之以恒做研究。
“周末和節(jié)假日崔老師也很少休息，城坊研究幾乎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有時候深夜1點，他還在跟我們探討數(shù)據(jù)的精確性。”研究團隊成員、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校報編輯詹鵬超說，“他隨時隨地能切換到‘唐朝模式’。實地踏勘時，每到一個地方，崔老師的故事和史料就一個接一個往外蹦，腦海中好像藏著一幅大唐長安寶藏圖。”
無心插柳柳成蔭。這項源自興趣、被旁人視作“無用”的自主研究，入選了2023年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學術通俗讀物項目。“我感覺像做夢一樣，這說明只要學問做得扎實，研究就不會被忽視。”崔凱說，“但我們的研究也只是利用交叉學科的優(yōu)勢，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做得更精確、更系統(tǒng)而已。”
作為山東鄆城人，崔凱已在西安生活超過20年，對這座千年古都的認識也愈發(fā)立體。“我從不將自己視為外地人，因為于國人而言，長安是座理想之城，也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集大成之地。我仰慕她、熱愛她，也會永遠研究她。” |
